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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之，字应德，明代著名文学家、军事家、抗倭英雄、儒学大师、数学家，唐宋八大家首倡者。明正德二年（1507），出生于江苏常州府城青果巷易书堂的一个名门官宦之家，因母亲任氏是宜兴人，他曾退居荆溪（宜兴）读书十多年，钟情于荆溪山水，所以自号荆川。其祖父唐贵，官至户科给事中，父亲唐宝，官至永州知府，均为官清廉。
荆川先生故居常州青果巷贞和堂
荆川自幼聪颖好学，往往通宵达旦。母亲怜惜他年幼，常起床灭灯强迫他睡觉，于是他做了木灯匣，等母亲入睡后再点灯读书。嘉靖七年他二十二岁时考中举人，二十三岁赴京会试，中会元(二甲第一名)。
在京会试时，荆川操守谨严，五次拒绝主考官杨一清送状元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
明代会试中试叫贡士，贡士经殿试，再分等发表，一等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第二等会元第一名叫传胪。那次殿试首席考官是内阁大学士杨一清，他读了荆川的会试文后非常赞赏，对其余十七个考官说：“此子文章将来必享大名，是个济世之才，我欲以此子大魁天下，”考官一致同意。明代时试卷是糊名秘卷，阅卷时无法知道姓名。杨一清就派人向荆川说明原委，叫他把殿试对策稿交出，一夜往返索取五次，均遭荆川拒绝。同试乡友劝他不要拒绝送上门的状元，荆川正色道：“年少律已当严，进即拜恩私门，将来何以自立!”杨一清听了恼怒地说：“我无私意， 是为国求才。”继而又想：“此人操守如此，人才实难得，将来必大有作为。”最后荆川以二甲一名传胪中试。
在明代，比起那种为了追逐功名富贵，不择手段奔走私门，营私舞弊，以求一逞的风气，荆川先生这种耿介正直，不随俗浮沉，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一股凊流。
荆川先生故居常州青果巷贞和堂
荆川一生仕途颠簸，在京为官，前后一共四次。
第一次是在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当时担任主考官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很欣赏唐顺之的才学，想提拔他到翰林院为官，没想到初入仕途的荆川婉言谢绝了张璁，按步就班做了兵部主事，让张璁十分扫兴。
不满一年，好友罗洪先(同科状元)请告南归，荆川也称病辞归，在家闭门读书四年。此次回乡时家境虽已困窘，然而他对所做的诗画，弟子送的“贽仪”（礼金），他从不收取分文，也从不接受官府馈赠，官府积下的荆川所推却的官银达三千金。
第二次是在嘉靖十一年（1532），荆川应诏赴京任吏部主事，十二年秋（1533），被下诏选为朝廷翰林院编修。当时因与赏识他的主事张璁思想格格不入，便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张璁一气之下草拟文书允许他回家，并且表示永不任用。他又回到家乡读了五、六年书，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期间也有在常州府宜兴县客居，并且开馆授徒。
第三次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明世宗立太子，选宫僚辅助东宫，荆川又被起用为翰林院编修兼春坊左司谏，他的密友罗洪先任赞善，他俩和校书赵时春成为莫逆之交，当时人称“三翰林”。当时明世宗只顾修道，不理朝政，三翰林忧国忧民，请朝太子，得罪了世宗皇帝。皇帝大怒，三翰林均被削籍归里，永不任用。
常州荆川公园荆川先生塑像
嘉靖二十年（1541），荆川回到常州，再次闭门读书，这时他三十五岁，直到倭寇侵扰大江南北，他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第四次应诏复出。荆川虽然离开官场，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至此，他决心退下来潜心读书。
“罢官”相当于开除公职，这对于荆川来说可算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回到家乡后，他在常州城里买了一幢宅院，因为过于喧嚣就弃置了。起初他搬到宜兴山中，不久迁居到离常州城较僻远的陈渡草堂（今常州钟楼区永红街道陶园村），从此闭门谢客读书十七年。他废寝忘食的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钻研《六经》、《百子史氏》、《国朝故典律例》。
荆川公园内荆川先生读书处
荆川被削籍归里后，刻意苦练心智，夏天不用扇，冬天不生火炉，出门不坐轿子，经常和乡民同坐一条船，遇到不认识他的人言语有些冲撞，也不与人计较，从不显露自己的身份。他平时穿粗布青衣，基本不吃肉。冬天以门板为床，不铺二层垫褥。他专心致志的刻苦读书，可谓苦节自励，他用这种自苦的方法使自己摆脱各种物质欲望的引诱。他常以“人有富贵气，诗文必不佳”、“志士不忘在沟壑” 勉励自己。
由于没有收入来源，家境日窘，他不得不“自种数亩薄田”，并先后在游塘（今常州牛塘）、陈渡草堂（今常州钟楼区永红街道陶园村）、崇法寺（今人民公园内）和常州府宜兴县等地设馆授教，学生多达数百人，开始时收一半学费,后来有的甚至免收。
常州荆川公园荆川先生读书处陈渡草堂
前后二十六、七年的蛰居读书生活，为荆川嗣后的文武双全，才艺超人打下了深厚基础，但他一生贡献最大的还在文学和兵事两方面。
乡居期间，荆川的学问和武艺已经远近闻名，四方攻文习武之士慕名而来。他虚心好学，凡是技艺高过他的，或已有心得尚未相印证的，他都不避艰难，不畏寒暑，亲自寻访，登门求教。他治学十分严谨，论书辞，谈道理，一定要反复论证，剖析疑义。他反对达官贵人与中科文人，生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的风气，也反对把自己的文章刻成文集，常自谦“理既不当，文亦未工。”因此他的文稿，散失的很多。
正因为他好学不倦，《明史》说他，“于学无所不窥， 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奠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割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裨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传其奥。”他生前著书很多，据考证有五十多种，四百八十多卷。
明代中叶，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煊赫一时，称为“复古派”，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诗文必须摹古拟古，甚至到了“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的荒谬境地。王慎中、唐荆川是最早反对“复古派”的，以后有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当时称王慎中、唐荆川为“王唐”，称王唐和归有光为嘉靖“三大家”。
唐宋派批评复古派是“剽窃无真言”，死摹秦汉，亦步亦趋，专心模拟修辞技巧。荆川在给蔡文泉的信中说复古派诗文已到了“糊窗棂,塞瓶瓮，有谁闲眼睛与之披阅”的地步。他说：“若此者可谓不朽否? 即本无精先，遂亦销歇，理固宜然，设其人早知分量，将几块木板留却柴烧了，岂不省事?可笑可笑。”一下戳到了复古派诗文既缺乏思想内容，又没有艺术光辉的致命弱点。
荆川的文学主张，多见于他和师友弟子的来往书札中。他的创作实践以散文为主，主张文章要“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绝无烟火酸酝习气。”要象谚语说的“开口见喉咙”那样。他认为学习古人并不是写作的主要目的，而是抒发性情，诗文从自己胸中流出，摹拟古人不能算是创作。他和复古派针锋相对，认为秦汉文“法离于无法之中”，摹拟到后来只能剽窃;唐宋文“以有法为法”，学习唐宋文，“卒归于自为其官”。因此，他主张学唐宋， 纂有《文编》，取唐宋八家之文。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之说就是从明初朱右所编韩、柳等《八先生文集》和唐荆川《文编》以及茅坤本着朱、唐的主张所编《唐宋八大家抄》流传而来。
他自己的散文创作，也一反复古派枯呆死板的弊病，文从字顺，朴实流畅，感情真挚。古人就评论李梦阳文“古而疏”，荆川文“畅而今”。他谦虚地说自己的诗文，“率意信口，不格不调。”明末黄宗羲评论说:“荆川文取道欧(阳修)，曾(巩)，得司马迁之神理，久之从广大胸中随地涌出，无意为文而文自至。”他的《广右战功记》曾为《明史.沈希仪传》全文采取，阳湖派的恽敬崇为“奇作”。日本村濑海辅评论说：“叙广右战功， 使人如亲历战场，观其周旋，可谓杰作。”他的《信陵君救赵论》被选入《古文观止》。
荆川不仅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武功闻名的将领。他不仅刀枪棍棒娴熟，而且善射闻名，外地远来向他学射的有文献可证的有二人，一是会稽的沈练，一是明代著名学者江西人胡直。
荆川还是常州阳湖拳的重要传承人之一。他8岁时的私塾老师叶霖，就是一位阳湖拳高手。叶霖既教荆川读书识字，又带他学武练功。荆川作为一介书生，论武道，从兵法到武学，从理论到实战，他都研究和实练，可谓文武双全。荆川还作过一首《峨嵋道人拳歌》，后来这首诗被收录进《峨嵋山志》，成为后人了解峨嵋拳法的重要文献资料。
苏州皇浦访《观唐荆川太史吴门射歌》记载说：“左肘能教置杯水，右手引弓轻发矢。”盛赞荆川的箭法。他的枪法，更是闻名，据他自己说，他学枪法是嘉靖十八年被削籍归里以后，三十六、七岁时，由河南人杨松传授的枪法。据戚继光《纪效新书》中“巡抚唐公于西兴江楼自持枪教予”的记载来看，他曾教戚继光枪法。据《陆桴亭集》记载，他曾和俞大默论枪于凤月楼。他的刀法，明代蒋孝的《荆川日本刀歌》曾描绘说:“唐公起舞,如刘琨磅礴挥砉还鸥蹲，乍见犹疑白丸走，转盼陡觉青水舞，”他常用的兵器是刀，但长器短兵,武艺无不超群。
荆川虽然寂居乡野二十六、七年， 但他胸怀济世之志，“心不尝忘天下国家。”乡居时，他仔细勘察过西南、西北的边塞地图，对整顿边关提过建议，又协助地方建孟河堡。倭寇骚扰东南，他更有请缨杀敌的志向。
嘉靖三十七年( 1558)，全国朝野推荐他复出的疏章有五十多起，明代朝廷才起用他为职方员外郎，后升为兵部郎中。这时他已经五十三岁了。北方边塞告急，他赴蓟州边关巡查，两个多月里，他行程几千里，行走于绝崖陡壁，腥风苦雨中，历尽艰险，进行实地勘察，修整军队，补兵三万，北方边关事宜得到恢复。
荆川从北方回到京城，明廷命他到南方江浙一带，与胡宗宪协谋平倭。荆川奋然豪语:“月贼不平，请拿将官;三月贼不平，请拿郎中(荆川自称)。”他主张，御倭之上策，当截之于海外，免使内地民众生命财产损失。他以身作则亲率船队，入海巡逻，“从江阴到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惊风骇浪，官兵惊呕，而荆川意气自如”。(《明史.唐顺之传》)在他的严格管制下，许多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转变作风，尽职尽责，每当看见风帆就以为荆川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懈怠。
当荆川得知倭寇停泊在崇明三沙，亲自到海上督战，杀敌一百二十人，击沉敌船三艘，这就是三片沙大捷。当倭寇侵犯江北，荆川率兵驰援，又大破敌于姚家荡，歼敌四百七十八人，乘胜追击，奸敌于庙湾，杀敌无数。后又督促总兵刘显，戮力讨贼，使倭寇绝迹于大江南北。
荆川每次作战必身先士卒，盛夏时的两个月一直在船上督战，终因过于劳累得了重病。明廷因他屡建战功，让他接替李遂为凤阳代巡抚，这时他已足腹尽肿，家人劝他辞官养病，但荆川认为讨倭兵事尚未结束，不肯辞职，又遇上淮、扬地区大饥荒，他抱病赴任。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荆川再次泛海巡历，船行到通州，病情严重，没过一会突然病发，他知道自己病危，便下令让船快行。船经焦山，他叹道;“吾病，不克展其能，奈何”船至泰州，突然起身，索笔手书:“岁荒民饥，有司宜加意，作糜分账，勿以我物故怠其事，”随后掷笔而逝，年仅五十四岁。崇祯时追谥号襄文，后人尊称其为“荆川先生”。
荆川先生无论身在朝廷，还是处于逆境，都表现出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献身于国家与人民的人生追求。在罢官期间，并没有消沉下去，而是磨练自己，修养身心，始终关注着国家命运。期间，他广泛学习各种实用技艺，自经史古今，只要他认为对个人修养、社会安定和国家治理有帮助的，他都会认真研读，他并没有忘记自身的使命。
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了荆川先生的一生，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从唐荆川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逐渐在常州文人中形成。如江南名门望族常州庄氏学派代表庄存与，上承唐荆川，下启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倡经世致用之说，行社会改良之风，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已成为当前史学界日益引起重视的研究对象。
常州荆川公园荆川墓地
荆川先生墓位于今常州荆川公园内，墓地周围植树建碑。解放后，江苏省文物保管局把荆川墓和荆川读书处(即陈渡草堂)定为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时至今日，人们因仰慕荆川先生的高风亮节，已经把他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地方作为荆川先生故里，立志打造成弘扬荆川精神的历史文化街区，常州文脉之荆川精神必将代代相传。
常州荆川公园俯瞰图
